海埔掏金一場空
曾英，地方人稱添貴嬸，昭和二年出生於古車路（註1）。當時父親母親忙著打拼，添貴嬸八歲就開始煮菜顧小孩，一天煮兩餐，因為個子不夠高，必須墊著醃缸，人站在上面，才洗得到鍋子。她感嘆道，以前的孩子都很厲害，現在的小孩七、八歲，還要載他們去讀書，讀完再去載。
小時候家中很有錢，有僱長工，阿公在台北當弁護士（註2）。父親有五個兄弟，四伯、五伯有讀上去，但父親沒念書，在添貴嬸16、17歲左右，家族拿錢到苗栗大埔投資海埔新生地失利，18歲家道中落才搬到南隘。
家族在海邊口買地開田，鹽水田種不起作物。「稻子長鬍鬚（不結穗），地瓜像泥鰍（細細小小）」是當時困苦寫照。 添貴嬸的父親曾對她說，當時錢是用好幾條大毛巾包著，一次又一次拿去賠掉的，整個家族也因投資失利自此分家、各自打算。剩下沒有什麼好分的，每個人自己房間的東西收一收就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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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古早時南隘地方的鄉下宴席 |
生不逢時無書讀
添貴嬸語氣略帶得意地說自己算是讀書的料，國語研習所有47個同學，她每一項最少都甲、甲上，一個鴨母卵（註3）都沒有。同學裡還有年紀比較大的，她才12、13歲就是班上第一名。沒有繼續念下去，因為當時覺得讀書無用，家裡也有很多事要幫忙。
空襲的時候住在南隘那裡，空襲比雷公還響，如果響長聲就是開始了，大家要注意；如果六聲響就是到達了，村民就趕快躲在家裡。「都有暗號跟我們說。每個人都不敢去讀書，我的妹妹在讀書要註冊時也遇到空襲，就這樣沒讀書，一天到晚都在空襲誰敢去讀書。」正值空襲征戰，許多人失去念書機會。
空襲時食品物資都是用配給的，一鄰才分到一張布，用抽籤決定誰家拿去，麥片、米也都是配給的。有時會去田裡撿番薯，是段很辛苦的日子。
持家苦日頭
姻緣來得巧妙，是婆婆作主的。當時婆婆為添貴嬸父親工作，每天一起做工，覺得添貴嬸會工作又有話聊，便屬意要她當媳婦。當時公公在竹南重病，幾乎只剩一口氣，婆婆想說，是不是喜歡這個女孩子，沒有談妥婚事不願意走，就請添貴嬸鄰居來作媒，早上談親才談成，下午公公就過世了。
22歲嫁給先生黃添貴，先生在台北鐵路局擔任電路工，一周才回南隘一次。先生是獨子，只有一個妹妹，已成年訂婚，先生認為妹妹錢應該要存著不用拿回家敬老，添貴嬸也因此不敢請妹妹分擔家務，只得自己一肩扛。
甚麼都做，鎮日奔波。山頂種西瓜，山腳溪邊拿水 ，中午就到溪邊洗衣服。也曾種茶，還有養豬，吃飯時就是「豬三桶，人三碗」。直到三十多歲、小孩上小學後，才比較清閒，改以種竹筍為主，每天早上六點多西門市場那會有車來收。
閒暇時還會跟好姊妹坐火車去市區，當時南隘沒有巴士，火車站沒有月台，是要爬階上去，爬不上去時，甚至有些人會吊在車門，可以掛到4、5個。有次沒能趕上，火車就這樣開走，索性就和姊妹們穿著高跟鞋一路走到市區。
隘口生活點點滴滴
日本時代要去市區幾乎都是走山路，走古車路到青草湖，再走到新竹市區。添貴嬸有陣子會拿番薯去青草湖賣，沿路都可以買賣。雖然山路彎來彎去其實比外路遠，但是走時不用等紅綠燈，反而比走外路快，當時的外路並不熱鬧。那時候的南隘種滿甘蔗，連山上都是種甘蔗的，中隘還沒有分出來，那區也是甘蔗，光復後才有荔枝。沿著河有五分車路，民國後就消失了。家務、農務都是女人在做，男人都出外賺錢作工程，小孩念書或是小孩顧小孩。
添貴嬸憶述戰爭結束前的市區。「本來都買不到東西，戰後囤貨出來，很多人才以物易物、換取所需。製糖會社沒了，那時候甘蔗沒人好好照顧都小小支，大家常砍一砍回家，自己榨甘蔗、煮成糖。後來這些甘蔗沒種，田分給南隘這邊的人，分一分讓大家種。」放眼所及的稻田，以前都是甘蔗園。添貴嬸講著隘口土地變化。
日本糖業株式會社的甘蔗田，原本都是新竹市區鄭家的地，鄭肇基賣給「日糖」時，契約有加條件說不能趕走村民；戰後移轉給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，起初相安無事，後來糖廠開始收取租金而有所爭議。直到公地放領，民國六十年代才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給農民，開始轉成稻米耕作。現在休耕的田多是因為後來米價不好，大家才陸續廢耕。
後記
鄰居黃阿姨說，添貴嬸在她童年時（民國五、六十年代），可說是當時中隘里的貴婦，打扮入時穿著時髦，因為先生在台北的鐵路總局工作，坐火車去城裡不用錢，每天家中都有四色牌局。直到她先生因為中風提早退休，添貴嬸盡心照顧先生二十年，地方佳話。
註1：位柯仔湳東邊，舊時地處茄苳湖到寶山鄉新城間的牛車路得名。
註2：律師。
註3：考零分之意。
文：廖子齊
圖：劉家維、曾英
